温铁军：推动城乡资源流动，不要让农村消费被迫转向城市
5亿人的庞大市场，如何真正调动起来？消费是一个结果，提振消费基础从何而来？温铁军认为，中央一号文件其实在很多方面都有相关的顶层设计，“比如在开头就强调城乡融合，强调脱贫地区5年过渡期，保持原有政策不变，且要根据情况不断调整，这是把脱贫的长效机制和乡村振兴结合起来，使得低收入群体能够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再如，文件中间特别提到两个要素市场的流动。”温铁军说，“事实上，仅靠留守农民现有的收支结构，很难真正促进消费。如果能够贯彻城乡融合的政策，既支持农民进城，也帮助市民下乡；同时，将农村多元主体自主的合作金融、供销物流，以及物业开发、康养文教等业态创新纳入到城乡融合协调发展中，是可以促进农村消费的。比如在长三角地区，农村发展较快，以前贫困的山区居民收入高了，进入城市置业的很多，同时，当地的市民也在大批下乡，带动城市消费向乡村转移。总之，只要城乡资源要素化流动，农村消费的增加就会很明显”。
温铁军认为，“在今天，仅靠农业这个第一产业来提升农民收入已经非常难，效率也很低，必须要一二三产融合，让农民的综合性合作社更多进入二三产业，乃至入股县域平台公司发展多种业态，才可能有效提高农民收入。在城乡融合大趋势下，促进社会下乡带动农村发展。总之，要推进城乡融合，一二三产融合，农民收入才能提升，农村消费也才可能提升”。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11649亿元，其中城镇消费351317亿元，乡村消费零售额60332亿，约四成乡村人口的消费品零售额不到城镇的五分之一。
这是否意味着，乡村的消费能力真的远低于城镇？温铁军表示，“农村居民确实收入较低，消费也较低，所以要做出政策调整，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提振农村消费。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农村消费可能并不是真的那么低，而是一部分消费被迫转向了城市”。
近年来，随着教育、医疗等资源的上移，农民相应的消费也随之上移。温铁军表示，“有时候，不是农民收入低而不消费，而是很大一部分必须现金支付的‘硬消费’转入城市消费统计，比如教育，随着农村学校的撤并，大量的教育资源集中到城镇，农村学生进入城镇上学，他们上学相关消费花得不少，但不算是农村消费，而是表现为城镇消费。医疗也是如此，医疗资源向县以上的城市集中，农民去城里看病，消费也随之表现为城市消费”。
不仅如此，由教育、医疗等带动的其他高消费领域没有呼应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战略，而是在原有的城市化战略运作中把乡村资源向城市转移，温铁军说，“比如住房，很多农村人为了孩子上学，或者为了陪老人住院，不得不在城里买房或者租房居住，农村货币化住房消费也随之转向了城市。这些年来，城镇消费不断提升，农村转移消费也做出很大贡献。这次一号文件强调‘乡村建设行动’，其中县域经济综合规划、城乡融合协调发展这些政策要求，正是未来需要考虑的改革内容。总之，只有依靠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才可能改变资源过于集中到城市的弊端”。
消费来自收入，在农业产业化的早期发展阶段，在一些地方因政策红利确实起到了带动部分农民劳务性增收的效果，但也有些地方效果不佳。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把产业留在县域”，要“让农民获得更多的产业增值收益”，其意在于让生产者获得“一二三产融合”的全产业链收益。
乡村产业如何才能惠及更多农民？温铁军说，“在以往，乡村产业往往被有关单位认为是扶持投资人圈占资源扩大农业外部规模的产业化，这样的做法，在追求数量型增长初期也许是有效果的，但随着拉长农业产业链的发展，生产者增收不再显著，甚至因结构性过剩出现‘老板跑路’、负债甩给地方的情况。这其实也是全球普遍现象，即便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由大型公司带动农业产业化，其中90%以上的增值收益进入了投资者手中，农民作为直接生产者，一般获得的收益也不到10%。那么，贯彻乡村振兴战略怎么才能让农民获得更多的产业增值收益呢？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到了，就是统筹布局县域经济，由‘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合作社进行‘三产融合’运作。以往经验教训表明，唯有各级优惠政策用于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才能让增加的全产业收益留在县域、村域中，农民才有可能参与其中，获得更多收益”。
怎样才能让产业留在县域以内？温铁军表示，“在过去，金融、保险、物流等这些第三产业增值环节都在外部，县域基本上得不到，因此也就不可能让产业增值收益留在农民手里。所以真要让农民获得更多收益，就要针对性的综合改革，即针对资源要素及收益流失的原因，进行相应的县乡村三级联合的乡村建设行动，进行全域的、多业态的、质量效益型的市场体系建设。其中，以县为单位的全域空间生态资源开发就是这个生态经济体系在地化的主体内容。这也是农业农村从过去的数量型增长转型为质量效益型增长的重要途径。为此就需要县域综合性改革，单一农业的改革想要成功则难度很大”。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继续完善农村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充分激发农村发展内生动力。包括健全土地经营权流转服务体系，积极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等。
近年来，随着三权分置等政策的实施，农村产权改革不断推进，不少农民通过土地、宅基地等经营权流转获得了稳定的财产性收入，但改革也逐渐显现出新的形态和格局，温铁军说，“以往生态文明战略对农村产权改革的认识，往往针对的是平面化的要素，如土地、房屋、劳动力等。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和改革的深入，今天的农村产权改革已经有了新阶段的新理念，也有了新的格局”。
生态文明战略下的生态经济，需要的是空间生态资源综合性的开发，相应的改革同样是综合性的，温铁军说，“在建设生态文明的基础上，需要重新认识产权改革中的问题。今年的一号文件再次强调绿色发展生态养护，本身也在拓展生态化要素市场的空间，如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也都是‘两山理念’之下新的生产力要素，而且，它们不是互相独立的，而是立体的、综合性的‘非标’要素资源。所以在今天，不能再简单地套用过去几十年来与粗放数量型增长配套的简单市场观念，而是要思考和讨论，究竟什么才是真正质量效益型的要素市场。在这方面，各地已经有大量的改革创新实践与陈旧的制度规则发生复杂矛盾，亟待我们在贯彻一号文件的乡村建设行动中加强调查和学习，才能把深化改革作为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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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农富通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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